如果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人类社会便已迈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那么，这一历史进程在技术层面上则表现为创造性技术的“涌现”。尽管创造性技术在技术和社会两个层面上建构着世界万物之间的网络关系，然而，网络关系并不是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才生成的，它也并不只属于后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在人类社会以往的历史阶段中就早已存在网络关系了，例如，农业社会中的区域性网络关系、工业社会中的人际网络关系等。如果说网络关系可以在等级和非等级的社会中存在的话，那么，社会的网络结构则必然是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结果。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与社会的非等级化所表达的是同一社会变革过程。可以说，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是社会非等级化的产物，同时也可以说，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促使社会建构起非等级化的结构。在以往的社会里，无处不在的身份边界和领域边界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建构成等级化的线性社会结构，而在网络结构的生成中，边界的消融消除了人类社会等级结构的基础，而社会的非等级化则又为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提供了可能。如果说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具有历史客观性，那么，基于社会的网络结构而生成的合作关系则是人类根据后工业化的现实而对社会治理做出的积极建构。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出全新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而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进行政府模式变革及其治理方式创新则成为人类社会面向后工业化的现实变革社会治理模式的必然选择。
一、技术应用：掀起治理变革的浪潮
当我们考虑技术应用对人类社会变革的影响时，有时也会陷入到“盲目崇拜”“大吹大擂”中去。实际上，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或许并不是技术应用对官僚制组织形式展开了攻击，而是管理型政府的官僚制组织形式在技术应用中实现了自我完善。与其他类型的技术不同，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在其运行过程中将一切形式的实体性存在都进行了符号化，换言之，如果说可以应用创造性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运行实施某种控制的话，那么，符号化中所蕴含的标准化和形式化显然是具有这种控制潜质的。在官僚制组织的运行中，创造性技术的应用使得通过信息处理系统和信息流动体系来重建管理型政府的能力成为可能。通过创造性技术所建构起来的关系网络，管理型政府可以将自己的控制触角遍及社会的每一方面。因而，信息通过互联网能够流动到哪里，管理型政府的社会控制就能够建构到哪里。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管理型政府可以利用创造性技术来建构自己的权力体系，并且运行快速、成本低廉。在工业社会的制度框架下，创造性技术被应用于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流社会价值。在民主的国家里，管理型政府通过创造性技术的应用来宣传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建构一种竞争驱动的世界，而在集权的国家里，管理型政府则通过创造性技术来建构强大、苛刻的社会控制体系。因而，即便创造性技术具有彻底击破管理型政府及其官僚制组织的潜质，然而，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和政府模式下，创造性技术也将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因而，如果说我们相信创造性技术的发展能够造就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以及合作的社会，而不是强化政府对社会的控制，那么，问题不在于创造性技术本身是如何发展的，而在于我们将如何在一种全新的制度框架下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去充分发挥创造性技术造福人类社会的潜质，而不是利用它来控制人类社会。
与此同时，如果将创造性技术理解成一种纯粹的技术类型，那么，还会遭遇这样一组引起广泛争论的关系，即技术的应用与劳动者的能力或技能。实际上，正如阿德勒和伯瑞斯所指出的：“近来的自动化研究朝向了通过区分自动化的类型来寻求提高其研究的解释力。在近期诸多的研究中，有一种区分日益呈现出决定性作用：机器设备可以按照傻瓜式安全装置(fool-proofing)和去技能化(deskilling)这个逻辑依据去加以设计，其目的在于减少对更高报酬、更高技能和更强壮工人的依赖；或者，它也可以按照有用性和不断改进这个逻辑依据去加以设计，其目的在于提高使用者的能力，并促进他们的技能和智力的提高。”也就是说，“按照前一个逻辑，使用者是那些需要加以清理的问题的源泉；而按照后一个逻辑，使用者则是那些需要加以支持的技术和智慧的源泉。在前一个逻辑当中，劳动者是错误的源泉，而设计的目的就在于将操作者排除在控制范围之外；在后一个逻辑当中，机器设备被看作是具有先天性缺陷的，而设计的目的就在于确保操作者能够进行有效干预以纠正这些缺陷”。在这个贯穿工业社会历史阶段并延续至今的争论中，经过科学设计的程序化工作被镶嵌于官僚制中而交给那些“傻子”来承担。在这个意义上，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不仅没有提高人的技能，反而在知识的程序化和劳动的标准化中使劳动者远离了劳动技能而变成单纯执行经过科学设计的程序的单子。在官僚制组织的强力控制和去技能化的体系中，组织成员只需要按照规章制度执行即可，而基本不需要他们有任何形式的判断力和创造力，甚至可以说，自主判断和独立创造还会被认为违反规则而遭到处罚。按照这个一般逻辑，官僚制组织在其价值“祛魅”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把一切不确定性的因素都排除在组织控制机制之外。作为使用者或操作者的人也在这一过程中被转化为官僚机器的零部件，在官僚制的傻瓜式和去技能化的组织设计中，以一个执行者的面目去从事各种活动，实际上他们只是按照既定的规章和程式去执行公共政策的被动单子。
当变换一种思维方式去思考政府的建构方案时，就会看到，人的能力和技术的应用是可以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联结中实现有机契合的。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按照传统的设计—使用的线性思路去建构起来的政府及其程式往往在其设计方案刚刚投入使用之后便早已过时。因而，政府模式的变革及其建构过程或许能够从“作为开发者的使用者”(user as developer)43的概念和思路中获得一些启示。也就是说，当官僚制的强大控制体系逐渐转变为一种内嵌性控制之后，反而生发出一种对人的判断力、创造力，以及基于这种独立自主之上的合作行动。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相互联结的意义上，人的能力和技术的应用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共在的合作关系。技术的应用将人从简单、重复、疲累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更加复杂、更加重要的活动，这些活动往往将人的判断力和创造力作为合作行动的基础；而人的判断力和创造力的提升则又反过来促进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应用，并按照创造性科学的原理去不断改善技术应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行动能力提升和生活品质提高的需要。
在虚拟世界里，空间上的距离、时间上的穿行，以及人类有限的记忆能力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并因而对管理型政府的官僚体制及其信息流动、信息协调，以及信息存储提出了新的要求。就空间上的距离而言，虚拟世界在现实的符号化和信息共享的意义上并不受地理距离的制约，甚至在多数情况下，除了民族国家的框架和语言的差异之外，虚拟世界是与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距离没有关系的。因而，“这使得远距离范围内进行的远程合作、协同解决问题，以及发展高凝聚力的组织成为可能”31。在这个意义上，物理世界中受空间距离约束而无法轻松实现的远距离合作在虚拟世界中非常轻松地就得到了实现，而且还有更加优异的表现。如果人们可以在高通勤成本的远距离流动和低成本且短时间地把问题轻松解决之间做出选择的话，那么，无疑人们更情愿的是后者，但是在管理型政府的官僚体制中，往往将前者视作正式的交往和问题解决方案，而后者则往往是非正式的简便方法。因而，通过虚拟世界的建构而产生的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使得因地理意义上的距离而进行的行政区划及其集权或分权设置变得没有什么意义。在行政区划和行政等级的意义上，边远地区将社会治理的相关活动从物理世界接入到虚拟世界，那么，整个行政体系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读取到各个地方社会治理的实况，并根据公众需求做出及时回应，根据社会发展趋势做出前瞻性规划。换言之，通过创造性技术的应用，社会治理行动超越了官僚制组织等级化的中心—边缘结构。符号化的社会治理现实通过虚拟世界实现了整个行政体系的快捷、流畅、低成本的网络化流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联结使得官僚制组织的集权或分权的管理和控制变得无意义，社会控制也因此失去了效用。因而，超越管理型政府及其官僚体制的全新政府模式及其治理方案将放下集权和分权的陈旧思维及其争论，而实现对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互动联结之下的非中心化的社会治理模式的积极建构。
此外，人类社会几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时间上穿行和并行问题的探索，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分工—协作体系在时间的意义上则可以理解为一种对穿行方式的突破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并行方式。然而，在管理型政府的官僚制组织方式中，只是部分地实现了这种并行方式，而在政府运行的流程中，则依然在逻辑和实际上采用穿行的方式，后一项事务的达成往往是以前面事项的达成为前提，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些事务的内在性质决定了它们的这种穿行方式，但很多情况下，官僚制组织是通过穿行方式来对社会治理过程实施控制的，有时只是为了增加组织成员的事务而进行这种穿行设计。如果说在物理世界里，社会治理活动所涉及的很多事务都是独一的实体性存在方式(比如审批所需要提供的原件)，而在虚拟世界里，通过符号化处理的实体性存在变成虚拟性存在，并且它们是可以被复制的，那么，原本需要穿行完成的事务则可以通过并行的方式来完成，而这里只需要在每项事务的完成中设定一个逻辑前提，即前项事务是顺利完成的，最终政府和公众只需要对结果进行确认即可。因而，在虚拟世界里，通过并行的方式所进行的时间消耗就更具弹性。为此，在进行适合于后工业化现实的政府模式变革时，我们就需要建构与这种时间弹性相适合的业务流程，这种流程表面上体现为社会治理事务的符号化—虚拟化流动和运行，而在其内容上则体现为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多元社会治理力量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建构。
与人类通过大脑来记忆(存储)信息的方式不同，组织的信息存储能力往往是通过可以共享的数据库来实现的，因而，组织往往比个体的人能够存储多得多的信息，正如芳汀所指出的，“这些部分地以共享数据库的形式存在的组织存储(保存、编制和检索)从机构中的授权点那里收集数据并反过来将数据提供给它们。这样的数字存储还可以保持信息总是处在易于检索和于易修改的状态。作为共享数据库的一部分，传统上存储于纸质文档中并由文秘人员管理的那部分组织存储能够分类地存取和用作典范分析，它们曾有利于行政管理和未来决策。然而，与纸质文件不同的是，数字信息可能被结构化来展示众多典范和例外，并因而创造出比存放在文件柜中的简单存储多得多的东西来”[2]33-34。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组织存储来保存、编制以及检索信息，并使基于这些信息之上的知识编码化，这就向我们展现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信息存储方式，以及它们是如何区别于官僚体制中的信息灌输形式的。通过数字化、符号化所进行的信息存储将信息内嵌于不断流动的虚拟世界中，从表面上看，每一项任务及其所需的信息是按照特定规则进行布排的，而在相互连接、彼此互动的网络关系中，它们则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我们看到，管理型政府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许多(但非所有)方面来说，政府中的控制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为容易解决。在20世纪，官僚国家从直接的监管控制转向官僚控制；而如今，在基于信息的组织中，它正转变为内嵌性控制”42。当控制问题的解决实现了从直接监管到官僚控制再到内嵌性控制的转变之后，对于处在流动中的符号化—虚拟化连续体来说，来自外部的控制行为不仅失去了效用，还变得没有意义。内嵌性控制将规则应用于虚拟世界，但它并不指向对线性逻辑的强化，而指向了高度复杂的网络关系的建构，在这样一种关系结构中，规则、标准、程序等形式化的治理工具不再是社会治理行动的全面内容，它们将完全地从属于社会治理目标实现之需要，而这个目标也不再是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而是政府为社会服务，并培育成熟自治的社会，建构多元力量共同行动的合作治理体系。
人类社会在正经历着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虚拟世界的生成，以及社会结构的网络化是人类社会正在面临以及将要面临的社会现实。在这样的变革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还没有切实感受到这种变革的重大意义，并在学术研究上保持了沉默。这也是为什么在早期的组织理论、行政学、政治学的一流杂志中很少发现或挖掘到学者们关于创造性技术对政府和社会的影响，也没有什么共识可言，甚至在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分析中根本就没有把这样的一场变革当作一回事，似乎这场运动压根就没有发生过。然而，随着这场社会变革运动的涉及范围和波及领域的扩大，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这场变革正无处不在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活动的方方面面。然而，尽管人文社会科学家越来越注意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以及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技术对政府和社会的影响正日益扩大，但却很少注意到，符号化的现实在虚拟世界中的流动和运行是如何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并因而引发社会的根本性变革的。这与学者们一直以来都以实体性存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实体性思维紧密相关，因而，这才导致他们缺乏虚拟性思维，面对这个正在兴起的符号化现实，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去迎接它们。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学者们已经关注到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知识和信息的储存、处理、传播、协调和控制方面所产生的根本性变革，然而，他们却没有关注虚拟世界的兴起及其引发的人类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活动的变革，“也许是公众的喧闹声引起了社会科学家对这个议题的可以理解的反感。社会科学确实不应该追赶时髦，而应该关注那些深层次的持久性的社会问题。然而，信息革命代表了一场根本性的、深刻的、断裂性的社会转型、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它是一场革命，是就其效果而言的，而非就其速度”12。不论是“众声喧哗”引发了的反感，还是不追赶时髦的高雅气质，都不能掩盖住人类社会正在遭遇的这场社会变革所引发的根本性的、深刻的、断裂性的社会变革。虽然我们尚未找出适用于这一社会变革之下的研究方法，但是却仍然要对它们进行研究。不论是复杂性理论、创造性技术，还是社会的网络结构，只要是能够用于帮助建构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制度设计、治理方式以及政府模式的变革和创新的理论和思想都可以作为去吮吸的养分，同时，还要在虚拟世界中去思考和建构那些以往没有或被忽略掉的虚拟性思维以及充满知识和智慧的创造能力。
二、社会结构：从等级制到网络结构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是不同的。农业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地域性的社会。人们固定地生活在特定的地域，并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形成了特定的习俗和文化，生活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又在共同的文化基础上构成了族群，而族群则又构成了整个农业社会。尽管农业社会中的人们生活在地域性的社会里，并经常固定地生活在一定的领域之内，然而，人类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却没有清晰的地域边界。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人类应对天灾人祸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因而，一旦发生自然灾害等，人们就会离开长期生活的地域，到其他地方去谋求生路。在这个意义上，农业社会所建立起来的户籍制度将人拴在土地上，却同时并不阻碍人为了逃避自然灾害而到他处谋生。就整个农业社会的地理边界而言，它没有形成清晰的边界，然而，在农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上，则形成了等级森严、族群明确的身份边界。因而，当我们去观察农业社会的历史事实时，会找不到清晰的边界，似乎生活于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总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传教士、信徒、外交官员、邮差，以及商人等经常处于流动状态。然而，实际上，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农业社会所建构起来的边界是永远伴随着人而存在的。不论人们以何种方式、因何种原因而迁徙到何处，都始终无法摆脱农业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在人身上所打下的烙印。
在工业化进程中，基于启蒙思想家所设定的自由、平等的理念，人们试图通过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去消除农业社会中的那些身份边界。然而，在人类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进程中，社会的一切领域都表现出边界清晰化的趋势。也就是说，人们基于自由、平等的理念打破了等级制度下的身份边界，却又陷入到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分化所建构起来的新边界中。工业社会通过分工将人们分为不同的职业群体，并在分工—协作体系的建构中将科学、职业、人群、地域等领域划分得清清楚楚。如果说在考察农业社会中的边界时时常要通过对它的制度设计进行分析之后才能形成边界之观念的话，那么，在观察工业社会时，则无须太过费力地便可以看到它到处存在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藩篱”，更重要的是，这些边界不但在物理上限制了人、财、物的充分流动，而且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限制了人们之间的交往与沟通。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试图打破农业社会的封闭状态，进而促成社会朝向开放性发展，然而，它却在打破一种边界的同时又建构起了另一种边界。如果说农业社会中的身份边界将人划分为不同的族群而形成一个封闭的体系的话，那么，工业社会中的领域边界则将整体的社会肢解成一个个相互独立、自成体系的单元而限制了社会开放性的成长。不论农业社会中的身份边界还是工业社会中的领域边界都是社会封闭体系的标志以及人类开放、互动的阻力。就这两种边界相比较而言，领域边界并不比身份边界更加开放；相反，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领域边界分割开来的社会单元总是处在支配与被支配、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关系中，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整个工业社会的生产、生活，以及交往活动都陷入到决定论的线性结构当中。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人们聚居在高密度、近距离的城市空间中，然而，人类在拥挤的人群中却陷入了无比的孤独，因为他们其实生活在篱笆林立的碎片化的陌生人社会里。在工业社会的机械论哲学中，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依存性、整体性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而在社会关系的意义上，领域边界对工业社会的肢解导致社会总体性的丧失。
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网络技术的发展促成了社会结构的网络化，这是技术发展促进社会变革的典型表现，而社会网络结构所提出的现实要求则是：摧垮一切明晰的边界”。如果说人类社会在后工业化进程中将获得一种总体性的社会依存结构的话，那么，这种社会结构在其形式上必然是一种在打破线性决定论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网络结构模式，换言之，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打破了以往社会由各种边界确立起来的线性结构，从而使生活于其中的人获得了自主性的空间，并在自由、开放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中去充分展现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果说以往的社会通过绝对的客观性将人编织在其线性结构当中，并因而压抑或泯灭了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么，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即使不能说它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人类自主性的获得，至少它在社会关系和结构的意义上，为人类自主性的获得以及基于其上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生长提供了可能的条件。我们看到，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人不再是被镶嵌在社会结构中没有自由、丧失自我的被动单子，而是充分获得自主性的创造性主体与合作行动者。因而，在边界消融过程中逐渐生成的网络结构并没有陷入从一种边界到另一种边界的窠臼，而是将在边界清晰化过程中建构起来的线性社会关系和边界分割而形成的孤立无助的个体有机地整合在社会网络关系中。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生成的社会网络结构彻底消融了以往社会结构中的一切边界，从而使任何想要通过封闭系统进行控制和支配的活动都失去了其存在的前提。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意味着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的迅速增强，因而，任何想要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有所作为的行动者都必须将自己置身于一种共生共在的体系中，正如哈拉尔(Halal，W.E.)所指出的，“在这种关于社会现实的共生概念中，世界不是由分离的单位构成的，而是一个由相互联系在一起、彼此从对方获得生命的社会系统组成的无缝的网络”。因而，在社会发展的意义上，社会网络结构使适合于人与人之间开展竞争的封闭空间或有限开放空间随着边界的消融而丧失，一切支持竞争的机制和开展竞争的活动都将失去其作为社会发展驱动力的意义，而留下的则是一切行动者的共生共在的需求。因而，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合作既是每个行动者想要生存下去的逻辑结果，也是它们实现其存在价值的逻辑前提。因而，这也就逻辑地构成了一个共生共在的合作体系。对社会网络结构中的共生共在的合作体系的理解，既不是工业社会还原论哲学中从个体去理解社会的逻辑，也不是早期系统论的整体观从社会去理解个体的思维，它遵循的是复杂性思维。其实，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Elias，N.)在提出其社会网络思想时，也遵循了复杂性思维的基本逻辑。他通过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比喻为网状编造物来指出，“假如我们把这个处于不断运动中的交织物想象成联系状态的一种不停息的编织和消亡，这个比喻形象就能更好地达到它的目的了。所以，事实上单个人的成长就是从一个已经先他存在的人际编织网中走出，进而跻身另一个由他自己参与构织的人际编织网。单个人绝不是开端，而且，他与他人的联系也绝不存在所谓的开端”。或许网状编造物的比喻是静态的、平面的，然而，作为对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人类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发展现实却证明了社会网络结构是一种立体的、多样的、复杂的关系模式，它在任何层面上都显示出无原点、无中心、无开端的网络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合作关系。为此，工业社会那种从个体需要出发而改造和建构社会的制度安排(个体主义的)以及从共同体需要出发而教化和形塑个体的治理方式(集体主义的)都失去了其现实合理性。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要求我们跳出在这两种制度模式当中“二选一”的思维窠臼，而应基于社会的网络结构去积极建构支持合作的制度方案、政府模式和治理方式。
三、政府模式：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转变
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后工业化进程的开启，创造性技术不但深化了人类社会的符号化进程，而且它所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正在将人类社会推展到虚拟化的进程中。因而，我们看到，当人类社会处在后工业化的历史转折点上时，创造性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正在生成中的虚拟世界造成了距离的消失。或者说，人类社会在符号的再度符号化和世界的虚拟化中建构了距离的消失。因而，符号化所承担的一个重大使命就是通过资本、物资、信息等的符号化流动而抵消物理空间距离，而在虚拟世界的生成中，距离的消失本身就建构了一种供符号流动的空间，因而，符号化不仅建构了距离的消失，还在没有时空限制的虚拟世界中流动性地存在着。因而，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中，时间和空间的约束和限制衰落了，而政府作为在这一时空中运行的行动者，它必然要实现从思维方式、行动逻辑、制度安排、治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虚拟世界的生成所提出来的制度变革和政府模式变革是深层次的，而不是在表面上走向“虚拟政府”这么简单。其实芳汀也发现，“政府官员倾向忽略制度性的变化，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信息资源的管理方面，比如计算机系统的生命周期、它们的成本和运作能力、合适的系统规划和采购方法等。网络化的信息和组织，对于政策制定、政府能力以及治理而言，有着重大的内涵，但政府官员没有对这种内涵进行持久的审视”27。虚拟世界的开放性和流动性首先冲击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只有人的思维方式改变了，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出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而在一个由自然界、人类社会和虚拟世界所构成的社会现实中开展积极的合作行动。而这一切都指向变革政府模式的要求。
因而，从现实的政府模式变革来看，当信息系统的建构越来越多地帮助政府从事更多的非等级化、非控制性的工作任务时，网络的跨边界意义变革了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工作的内容。与官僚制组织形式下的文档、报告等信息存储和分类不同，信息系统的建构改变了信息在政府中的流动方式，大量自动化的信息处理系统使得各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任务处理都变得轻松、快捷，甚至可以说，如果信息系统的建构是足够完善的，那么，信息就可以不受时空约束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提取、存储、交流等。需要指出的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管理型政府来实现某种程度上更富弹性的行动模式，然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变革政府模式。我们看到，虚拟世界中的符号化现实在信息的跨边界流动和组织决策中的应用促进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增长，并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运行的规则。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中，经过整合的符号化信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社会治理跨边界的虚拟化运行，还迅速提升了政府与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治理力量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多元社会治理力量将在虚拟世界中建构起一种网络关系。按照虚拟世界的运行逻辑，在不同行动者之间所建构起来的互动关系将直接延伸到虚拟世界中任何区域的个人和组织，因而，当公众从物理世界接入到虚拟世界并试图通过某个社会治理力量的某个机构或部门来实现其需求时，整个虚拟世界都将接受到他们的这项需求，并可能积极地回应。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联动关系中，公众的社会治理需求将从虚拟和实体的社会治理力量那里获得满足。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管理型政府不可能在保持自身的官僚制组织形式和分工—协作体系的同时，又实现了对虚拟世界运行逻辑的适应性。虚拟世界中的运行逻辑必然要求物理世界中的运行规则发生改变，而这种改变显然不是被动适应或修修补补的，而是根本性、革命性的。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发展不会再像工业化进程那样沿着单一的轨道从农业社会的低文明阶段向工业社会更高文明阶段的自然发展，而是存在诸多可能的发展道路，实际上，只有按照这种多样化的发展路径，社会的全面发展才会可能。如果后工业化进程如同枝繁叶茂的大树一样朝着多个方向延伸和发展，那么，人类社会将在这一进程中发展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全面发展的社会。因而，后工业化进程正在朝向一个更加个性化、多样化以及非群体化的社会转变，这是人类社会一次重大的文明跃进。网络化、智能化、自动化的机器和设备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在相互关系的建构中进一步失去个性；相反，这些先进的机器和设备的广泛使用恰恰为人类追求个性化创造了无限可能性。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们在努力追求自己的个性，寻求那些能够重新塑造其性格的生活方式，并且伴随着这些机器和设备对低劣、笨重、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的替代，人们逐渐从令人手忙脚乱的标准化生产线和朝九晚五的办公室时间规则上解脱出来，人越来越多地可以自由地选择上下班时间。与此同时，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服务将遵循24/7的时间格式，公众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现实和虚拟的途径获得来自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治理力量的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服务。而这些服务的获得并不取决于社会治理力量本身的意图，而日益取决于公众自己的选择。政府模式变革的未来进路就在于此，这是一种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变革方向，它与管理型政府通过各种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抹杀公众的观念和意见不同，服务型政府则不断地追寻公众个性化的需求，并尽可能地促进公众进入“自己动手做”的生活模式和个性化定制的治理方式。
管理型政府在进行社会治理活动时往往自己或通过其智囊机构去研究公众的可能需求，并按照标准化的程序将标准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给抽象化的公众。在积极回应公众需求的意义上，它们往往是表面上成功而实质上失败的。随着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日益增长，管理型政府的这种标准化运行模式更不可能获得什么太大的成功。与此不同的是，服务型政府乐意于同其他社会治理力量以及具有个性化需求的公众开展密切合作，它的社会治理方式以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规格并不是由政府或者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社会治理力量决定的，而是由公众预订的。如果说管理型政府在进行社会治理方式的选择以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时所采取的模式通常是“内制外销”的管理方式的话，那么，在这种“自己动手做”的生活模式和个性化定制的社会治理方式中，服务型政府则往往采用的是“外定内制”的服务方式。通过个性化定制来吸纳公众对社会治理过程的介入和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是非常理想的变革途径。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服务型政府将掌握更加智能化的社会治理方式以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技术，这些先进科学技术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的广泛应用，促成了社会治理活动的非群体化以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个性化定制。在这个意义上，公众对社会治理过程如此深入的介入程度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简单、被动的参与行为，并在积极行动的意义上指向了一种真正的合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合作行动并不是在必要性的意义上探讨的，而是在互动、有效性的意义上进行的。在这一合作治理框架下，政府和公众的创造性都将获得充分和有效的发挥，不仅政府将成为富有创造性的行动者，公众也将成为富有创造性的行动者。在社会走向成熟自治的过程中，不论是“自己动手做”还是个性化定制都在网络化、智能化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将政府和公众紧密地连接在基于行动者网络的合作治理体系中。而随着这种趋势的不断发展，我们将彻底改变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从而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这种政府模式能够很好地结合“自己动手做”的生活模式和个性化定制的治理方式，而走向一种合作的社会治理模式，并在这一社会治理框架下反过来强化“自己动手做”的生活模式和个性化定制的治理方式。
总之，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将服务于人们对后工业化现实的建构，促进人类在未来社会治理中的优异表现，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并在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虚拟世界所构成的社会现实中充分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行创造性的活动，为整个人类社会造福。因而，我们才将这一全新的政府模式命名为服务型政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