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2日-25日，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任主席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在全球经济前景扑朔迷离、国际政治格局复杂脆弱的环境下，此次中美战略对话备受全球关注。除去传统政治和经贸议题，网络安全成为本次中美对话的核心议题。为了推动中美网络空间合作，习近平主席访美首站选择西雅图并出席了第八届中美互联网产业论坛，提出“打造中美合作亮点，让网络空间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提出“共同推进中美数字经济合作计划、共同引领数字经济发展”的倡议。也正是在中美双方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此次访问促成两国在网络安全领域多项共识的达成，由此开启了中美网络安全合作的全新篇章，对中美两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重塑国家竞争格局
经济发展模式决定国家竞争形态。在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时代，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和强盛高度依赖于对土地、矿产、能源等稀缺性资源的占有和开发。当本国资源禀赋和对外贸易能力无法满足高速发展需要时，依托武力的开疆拓土和殖民掠夺也就成为某些“雄心”大国们的必然选项，这在近代西方大国的崛起历程中得到广泛印证，也是所谓“大国兴起必然伴随战争”观点的基本经济逻辑。20世纪后半叶，虽然发达国家在对外扩张的方式和烈度上进行了调整，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资源和市场保持垄断控制的新殖民思想并没有丝毫消减，并导致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新干涉主义的兴起。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ICT技术深度发展和全面普及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具体来说，数字经济是指经济运行参与者（政府、企业和消费者）利用数字技术（如联接、应用、存储和计算），在生态链、商业模式、个人生活等方面实现创新，创造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完美融合的全新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催生新的客户体验，提高组织运营效率、绩效水平和客户满意度，从而推动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发展进程。其中，互联共享的网络空间和不断生成的数据资源是驱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基本要素。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共享性，以及数据资源的永不枯竭和相互融合等特征，使得数字经济出现了有别于工业经济的诸多特征，反映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竞争方面可以归结为：一个国家/地区的数字经济的繁荣与其他国家/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从零和模式趋向双赢模式。这一特征也可以通过数字经济三大规律予以解释。
“梅特卡夫定律”反映的是数字经济价值和网络用户数量的指数关系，即使用者越多对原来的使用者而言，不仅其效果不会如一般经济财产（人越多分享越少），反而其效用递增，联网的需求也越大，需求创造了新的需求。那么，对一个国家而言，要发展繁荣本国数字经济，不仅要努力推动本国网络用户的连接和数字资源开发，还要努力推动与他国的网络连接和数据流动开发，这种双向的开放和流动是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的根本。
“摩尔定律”反映的是信息技术进步速度和产业发展的规律，即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摩尔定律反映的是数字经济将以更低的制造成本和更高的产品性能推动更广泛的应用和创新这一基本趋势，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快速跨入数字经济时代并分享他国数字经济成果提供了的可行性，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将更加趋向开放和共享。
“达维多定律”是指一家企业要在市场中总是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就要做到第一个开发出新一代产品，第一个淘汰自己现有的产品，即企业只有依靠不断创新所带来的短期优势来获得高额的“创新”利润，但没法据此获得持久的垄断优势。因此要求一个国家始终保持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来推动本国企业的持续创新。
综上，无论是反映网络经济价值和网络用户数量指数关系的“梅特卡夫定律”，还是揭示数字技术发展速度和使用成本规律的“摩尔定律”，抑或是阐释创新产品与市场收益关系的“达维多定律”，最终都指向数字经济竞争范式的转型：即以垄断、封闭、独占为特征的工业经济范式，迈向以开放、连接、共享、服务为特征的数字经济新范式，这一国家竞争范式的变革趋势，要求中美两国重新审视双方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角色定位以及与之对应的竞争模式。
全球数字经济需要中美“双引擎”驱动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未来。美国是网络信息技术发源地，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紧密携手，主导着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进程，包括英特尔、IBM、高通、思科、苹果、微软、甲骨文、谷歌等一批美国ICT巨头控制着全球网络信息产业链的主干，在集成电路、通信网络、操作系统、办公系统、数据库、搜索引擎、云计算、大数据技术等信息化关键技术领域占据明显的先发优势，是全球数字经济的核心引擎。
中国数字经济虽然起步较晚，但近20年来发展也同样令人瞩目。从1994年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到2015年6月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中国数字经济加速腾飞。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2013年我国网络零售规模达到2950亿美元，超过美国的27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以华为、阿里、腾讯等为代表的一批ICT企业跻身世界前列，标志着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经济大国。根据著名咨询公司埃森哲2015年3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可增加经济总产值1.3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将从新一轮数字经济发展中获得3650亿美元的新增产值，而中国则有望实现4180亿美元的增加值。由此可见，作为全球最主要的两大经济体，无论是回顾过去还是放眼未来，中美两国都是全球数字经济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受益者。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ICT产业整体崛起，对美国企业构成了较强竞争。但是，从长期且综合的视角来看，这种产业竞争不仅可以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福祉，对美国数字经济发展也是利大于弊。一方面，中美两国产业竞争将推动两国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以中国ICT龙头企业华为为例，其全球化战略推动全球通信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并带动了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尽管华为侵蚀了思科等美国同类企业的市场份额，但却让更多的全球用户使用到了数字经济的创新产业和服务（如Google、Facebook等），从而又推动了美国科技创新全球普及应用；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产业互补将推动两国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利益共同体。无论当前还是未来一段时期，美国都将具有强大的创新禀赋和资源优势，中国则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市场优势，两国这一互补优势推动了两国的经济持续繁荣。以美国最大的科技龙头苹果公司为例，包括歌尔升学、共达电声、立讯精密等一批中国企业都是苹果各类产品的重要零部件供应商，提供了电声器件、金属结构件、PCB板等众多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中国则又是除美国之外苹果公司最主要营收来源国。
可见，数字经济只有在全球合作、资源共享的情况下才能迸发出强劲且持久的生机活力。作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的两极，中美两国也是驱动全球数字经济腾飞两大引擎。因此，两国唯有相互信任、目标一致，才能携手做大数字经济的“蛋糕”，带领全球各国走出经济低谷，开创数字经济时代国家竞争合作的新典范。
求同存异推动中美网络安全合作
中美数字经济合作未来之路虽然美好，但现实仍然十分曲折。从华为中兴入美遇阻、棱镜门、美起诉我国军人等一系列事件来看，网络安全已经成为中美经济摩擦和外交争端的主要导火索，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各界难以接受“中国崛起”这一客观现实。为此，近年来美国沿袭传统冷战思维塑造中美网络对抗格局，采用双重标准渲染中国黑客威胁，以网络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其本质上是殖民主义思想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翻版，从长期来看将导致网络空间“巴尔干”化趋势，最终将扼杀数字经济发展的未来。
尽管美国对我国采取咄咄逼人的网络攻势，但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仍然是最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因此，在网络安全领域，我国需要面向未来采取更加积极且有建设性的策略，包括在外交层面建立机制加强与美国的网络安全对话合作，经济层面鼓励中国ICT企业以网络安全透明度赢得国际信任度，军事层面需要重视民营力量加快推动攻防兼备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三管齐下消除美国对我国的战略张力，确保我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首先，在网络安全外交领域，需要建立中美合作对话有效机制，此次习奥会在两国共同打击网络犯罪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方面达成共识，表明两国在网络犯罪以及关键基础设施保障领域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关切。此外，中国需要进一步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网络空间安全国际规则完善，研究参与包括《网络犯罪公约》等多边或双边体系，积极融入国际网络空间安全治理的进程，承担数字经济时代的大国责任。
其次，在经济层面，国家应鼓励ICT企业加快拓展国际市场，通过主动加强网络安全透明度公布，以开放透明的行动获得国际社会对我国ICT科技企业信任，倒逼美国对我国优质企业的市场开放，推动中美两国ICT产业链的开放竞争和深度融合，实现我国网络空间安全能力的全球拓展和覆盖。
第三，在军事和情报领域，我国政府、军队和企业要相互携手，加快发展攻防兼备的国家网络安全威胁侦测和反制能力。其中，要重视安全产业民营企业力量的培养，军民融合加强对美国对我国情报获取和网络攻击等行动的系统研究和有效获取，力争在关键安全领域实现战略卡位，逐步扭转中美网络安全能力和话语权不对称的格局。
习近平主席曾说，太平洋足够宽广可以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此次中国领导人以宽广坦诚的胸怀和智慧开展网络安全对话，收获了中美网络空间安全合作的重要果实。相比太平洋，网络空间的未来更加广阔，将承载中美数字经济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
